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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志】上海骄傲节 同志集体出柜

02-14 上海同志
上海同志】上海骄傲节 同志集体出柜


  也许这算不上是一次集体的呐喊,因为它并不激烈,但这些人正在上海呼唤他们的同伴。
  6月18日,上海的空气像一张打湿了的旧报纸,紧紧地贴在皮肤和鼻腔粘膜上,在大街上每走一步都都能感觉到一滴汗水从身体的随机部位淌下。大学生Carol选择在这一天走出家门,参加一次对她来说意义特殊的集体长跑活动——骄傲跑。北京时间上午10时,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上,另一个女孩把一张彩条贴纸印在她的手臂上。那是她的女朋友小糖,一个比Carol头发略短的女孩。当记者和摄像师的镜头对准Carol的时候,小糖赶紧挡在前面:“最好别拍脸,她还没有出柜。”
  在她们身边,是40多位身著统一黑色背心的年轻男女,每个人手臂和大腿上都贴了完全一样的彩虹旗标志。参加这次跑步的人都必须向组织方缴纳150元人民币,这些钱作为公益筹款,将全部交给北京的一家民间同性恋组织“同语”。
  当天早晨,总共有超过200人参加了这次整齐而又分散的长跑——他们从新天地附近3公里的范围内分成5组出发,共同奔向同一个目的地。在这个上海最繁华的区域,他们穿过人流熙熙攘攘的街道,没有标语和口号,甚至不易被人察觉。
  上海骄傲节就以这样既不低调也不高调的形式向上海民众宣示了它的到来。这已经是这个活动第八次成功举办,在过去两年中,每年都有大约7000人参加这场持续数日的中国同性恋者狂欢。这也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在这个对同性恋和集体活动态度谨慎的国家,这个规模的活动绝无仅有,但它又似乎在显示著中国的开放态度。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跑步,因为我们没法让这么多人一起走啊,那看起来很像游行不是吗?”来自台湾的活动组织者Luo对《侨报》记者说。
  ■侨报记者张涵上海图文报道
 
 
两名男子在骄傲跑结束后对著镜头做出亲昵动作。
 
  40年之变
  1969年6月27日晚,纽约市数名警察进入格林威治村一家名为“石墙”(Stone Wall)的同性恋酒吧进行临检,像以往一样逮捕了几名未带身份证明的男女同志,并驱散顾客。在那个年代,警方的类似行动司空见惯,同性之间的接吻、牵手行为,即使在同性恋酒吧里出现,也可能成为被逮捕的理由。
  但这一次,同志们已忍无可忍。被轰出酒吧的人先是向警察投掷硬币以嘲笑他们敲诈酒吧老板的行为,随后投掷物变成了酒瓶和可燃液体。随著更多的同性恋者和警察分别增援到现场,冲突一度变得不可收拾。
  这次事件被称为“石墙事件”。1969年6月27日这一天,也成为西方同性恋历史的分水岭。次年开始,事件影响已经扩展至法国、德国、巴西、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此后的每年6月被这些国家的同性恋群体定为“骄傲月”。他们主张在这一天走上街头,展示自己的存在。
  视角转向1969年的中国,在那个年代,与其说中国人对同性恋存在歧视,不如说这个话题根本不存在。这一年,一名北京市宣武区的中学美术老师因被揭发“从事男男间的性活动”而被游街和批斗。在批斗他时,红卫兵在他身后插了长长的大木牌,上面写著流氓鸡奸罪,并强行往他嘴里灌进粪尿。这个人当晚就触电自杀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年间,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出柜不仅意味著冷眼和道德审判,更有可能随时为自己招来牢狱之灾。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中国新《刑法》的颁布。这部法律成为中国同性恋维权道路上的里程碑,他删除了过去数10年间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按照中国现在实施的刑法,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在此后的10余年间,虽然中国官方在同性恋问题上始终保持著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的“三不原则”,但中国的同性恋群体活动逐渐从地下转至地上。大批同性恋酒吧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现,一大批公益组织公开为这一群体开始活动。与西方不同的是,在这10余年间,中国的同性恋活动日渐增多,但对这一群体的大规模反对和暴力活动闻所未闻。
  华裔美国人蒂芬妮·勒梅就是活跃者之一。2009年,他决定把“骄傲6月”这个西方同性恋群体的惯例活动搬到中国国内。与她共同创办这个活动的8名成员中,只有2名是中国国籍。
  “中国人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让我感到惊讶,尽管他们接触这一话题的时间尚短,但是他们体现出了极大的包容,同时我认为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同性恋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勒梅说。
  至于为何创办者以外国人为主,勒梅说:“因为我们持有外国护照,不太容易被恐吓。”
 
 
上海骄傲节开幕当日举行骄傲跑,一位女孩正在给她的女朋友贴上彩虹旗贴纸。
 
  蹒跚前行
  第一次举办骄傲节活动并不顺利。勒梅回忆说,她与另外一名主要组织者——美国教师米勒用了3个月时间来策划这场活动。而所谓策划,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设计活动项目,而是与当地政府接触和谈判,了解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比如,游行活动是完全不可以的,不能在户外出现任何标语或者横幅,活动中必须保持较低的音量等。“我们需要向政府保证,绝对不作出令他们难堪的事。”她说。
  勒梅和米勒原计划在上海复制美国的“骄傲月”模式,即在整个6月间,利用周末举办多场活动,包括文化交流、图片展览、电影及戏剧节。但是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这些活动仅被允许压缩在一周之内。
  这已经是这对美国搭档能够得到的最佳结果。2009年的中国,同性恋话题被禁止在公共媒体上传播,同性恋网站属于禁忌领域,图书、电影和戏剧均无法发行。曾经在境外获得多项电影大奖的大陆同性恋题材影片《蓝宇》至今都被列为禁片。
  4年以前,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同性恋组织同样经过数月准备举行了“同志节”活动。但是那次活动在开幕式结束后不久就被强行冲进来的警察打断。
  第一届上海骄傲节开幕前夕,活动的组织者们也顶著巨大的压力。在此前一周,一大批新闻网站收到了有关部门的通知,如果他们传播有关上海骄傲节的新闻,网站就有可能被临时或永久关闭。
  在最终的筹备阶段,几名话剧演员在排练“马修(Matthew Shepard)之死”时被两名上海警察打断。这是一场为骄傲节排练的话剧,戏剧描述了一名美国大学生被反同者谋杀的故事。
  更糟糕的是,当这一消息传开以后,此前答应为勒梅提供场地的多个商家都单方面取消了预定,甚至连同性恋酒吧都对这次活动避之唯恐不及。
  2009年6月13日,第一届上海骄傲节就这样开始了。在开幕日当天,两位美国搭档邀请了20多位朋友穿著粉红色的衣服在上海中山公园野餐,当晚他们又在一家酒吧举办了开幕派对。但是原计划中的电影和戏剧环节都被迫取消。
  在随后的两年中,最初的创立者相继离开,留下的核心成员甚至开始犹豫是否要继续举办这个活动。
  最惨淡的是2010年。勒梅和米勒把骄傲节推迟到了11月,他们希望借著上海世博会来吸引参与者,却没想到事与愿违,官方为了保证世博会期间的稳定,对各类活动加强了管制,他们甚至找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场地。
  转机出现在2012年。这一年,中国的地方政府完成了换届,新一任的管理者似乎对同志群体的活动变得更加温和。另一方面,随著大批中国同志群体的组织建立,上海骄傲节的组织者可以更便利地通过他们招揽更多的参与者。
  据介绍,总共有接近800人参加了这一届的骄傲节开幕派对,超过50名志愿者为活动义务提供服务。活动组织方还第一次成功找到了赞助商,一家名为Taittinger的外国酒类企业为这次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政府关系方面,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的领事馆从这一年开始成为上海骄傲节的支持者。其中,美国领事馆下属的上海美国中心每年都为活动提供场地和专家,组织同性恋研讨会。
  在过去两年间,这场中国唯一的同性恋狂欢活动在加速发展。本次上海骄傲节仅志愿者就超过了100名,超过1000名参与者参加了开幕日当天的活动。除了跑步、聚餐、电影展、话剧专场等活动外,主办方还设置了两个募捐项目,为中国国内的同性恋公益组织捐款。
  专访策划者Raymond Phang:中国同志环境在快速改善
  《侨报》:上海骄傲节是一个什么项目?是否盈利?
  Phang:是一个完全的公益项目,所有核心成员和志愿者都不拿一分钱,近几届活动本身会有少量的资金结余,但是这些资金会作为下一次活动的启动费用。
  《侨报》: 您认为上海骄傲节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的特例?
  Phang:中国同性恋者的经历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经历了明显压迫过程和欺凌,但是中国的环境很好,没有这个过程,所以中国的这一群体不会有那种极度想要突破或者反抗的心态。相反,他们需要的更多的是文化、自我认知、家庭观等概念,这些都是非常内在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活动也更偏向文化认同和文化教育,这使得我们的活动天然就十分温和。
  《侨报》:您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阻碍?
  Phang:当然,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有关方面现在对于我们非常包容,特别是上海,它已经成为对同性恋群体最友好的城市。比如在最早的时候,有关方面找到我们,我们还必须说这些活动是纯粹的私人聚会。
  但是现在我们完全不必这样撒谎,我们可以大方的告诉他们,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希望教育什么,宣传什么,他们一般都能够正面接受。当然,只要是我们不去触碰那些最初的底线,比如不去游行,尽量避免室外活动。
  《侨报》:这些活动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Phang:最初我们只是希望通过一些活动来增加我们的辨识度和认同感。但是这个目的在不断的发展,比如我们把最初的野餐活动改成了骄傲跑。任何一个热爱跑步的人,随时都可以去组织跑步,但是在这个活动上不一样,在这里你就是在为多元和自由而跑,而且我们在跑步中设置了捐款环节,这就是我们最接近游行的方法了。
  《侨报》:这几百或者几千参与者是否规模太小了?
  Phang:当然不,我们的目的是传递一个信息,是要让全中国的同性恋者感觉到社区的力量,当他们想到自己的身份,他们能够想到上海,想到在这里有这样的活动,有这样一个社区。这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更不是异类。就算他们不来参加活动,也可以像是大海上的船舶一样看到远方的灯塔。当然,未来我们还希望在中国其他城市复制上海模式。
  《侨报》:你感觉到中国同性恋群体在最近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Phang: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的同性恋群体自我觉醒的速度非常快,这使得我们每年都必须根据其需要来设置我们的主题。比如四五年前我们总会讨论出柜、家人、父母理解等话题。而大约在两三年前,我们开始讨论更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婚姻和跨性别生活,今年,我们则开始组织同志家庭聊一些生理和心理健康的话题。实际上,就像上海这个城市一样,中国的同性恋群体非常国际化,他们的权利意识与国际接轨的速度非常快。这让我们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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